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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击犯罪还是教人犯罪?

     现在刑事案件越来越多,警察办案的手法也越来越雷人。最近接了一个贩卖毒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自己吸毒,但不贩毒,当然他知道从哪里能买到毒品。一天,有个人在网上跟他搭讪,让他帮忙搞点毒品,王某开始没有理他,但那个人不断地给他发信息,说买的数量比较大,还可以马上付现金。怕王某不信任他,那个人还开了视频,打消王某的顾虑。王某本来不想做,但转念一想,转一个手就可以赚几千元钱,何乐而不为呢?王某禁不住诱惑,加上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于是就答应了那个人,双方约定交易地点。王某答应了以后,由于他自己没有毒品,他就到他自己经常买毒品的李某那里购买了40克毒品,并说好,购买毒品的人结好账后,就把钱给我他,王某从中可以得好处费1000元。当王某带好毒品,到达约定地点后,刚上一辆桑塔那车,拿出毒品,就有几个人把他按住。原来,这是警察早已设下的圈套,王某束手就擒。但王某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有多年的吸毒恶习,但没想过要贩毒,怎么就一下子就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后来得知,那个购买毒品的人张某,早就到派出所报过案,和他联系都是在派出所的监督下打的电话,整个交易是派出所警察一手策划的。王某心里想,现在是40克左右的毒品要坐十年左右的牢,如果当时张某要买50克以上,他不要在监狱时过一辈子?

   从法律上来说,警察的这种侦查方式叫诱惑侦查,在学理上最早称为“陷害教唆”,起源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当时作为抓捕革命分子所应用的一种手段。德国于19世纪下半叶为维护帝国统一也运用此种手段对付社会民主化及无政府主义运动分子。在美国则是在上个世纪初期的禁酒运动中通过法院判例提及的“陷阱抗辩”而确立的。它是侦查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由警察经过化装或通过警察控制的特情,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或方法。

    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就有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三种标准。主观说的核心在于被告人的心里状态,该说假定立法机关并不想制裁由警察所诱发实施的犯罪,要求警察仅仅是提供被告实施犯罪的机会,即关注被告人自身当时有无犯罪意图的心里倾向。客观说的出发点是对侦查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客观分析,该说以正当程序和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关于搜查和扣押的规定为依据认为,在证明被告人犯罪倾向之前,必须先证明警察在侦查过程中诱惑侦查手段的合理合法。如果能证明警察采取了非法的和不合理的侦查手段则就可认定警察圈套成立,不得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该说的重点在于警察行为而不是被告的心态其侧重点是约束警察行为,制约政府的权力。主客观结合说则主张法院在考虑客观标准的同时也考虑主观标准,只要警察行为符合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成立警察圈套就不能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于受正当程序、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念的影响在私法实践中对客观说较为倚重,如1981年美国司法部出台的《关于联邦调查局秘密侦查的准则》就比较倾向于客观说。笔者认为,主客观结合说较为全面地考虑了诱惑侦查中各主体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避免了因侧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而产生的偏见,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因此较为可取。

  英国判断诱惑侦查的标准比美国更为详细,包括五项原则:一是最后手段原则。该原则要求诱惑侦查的实施必须是确信采取其他手段无法达到适用诱惑侦查所能达到的预期效果方能实施。二是诱惑行为适度原则。该原则强调警察所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与普通人在相似情形下行为方式、行为的限度应该一致,警察可以提供普通犯罪机会或普通引诱,但不能进行异乎寻常的诱惑。此外在评估警察诱惑行为所起的作用时,必须将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其弱点一并纳入考虑范围。三是目的正当性原则。该原则要求警察在实施诱惑侦查行为时须有善意的出发点,诱惑侦查的实施必须是基于侦查破案的目的,如果警察基于报复、谋私等其他不道德的动机实施了诱惑侦查行为则是非法的。此外实施诱惑侦查行为一般应有针对特定对象的合理怀疑的理由,这种怀疑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人,但也可是对特定地点。四是因果关系检验原则。该原则着眼点在于警察的诱惑侦查行为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五是审查监督原则。警察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必须受到监督,以避免警察滥用诱惑侦查。可见,英国从诱惑侦查手段的必要性、行为的适度性、目的的正当性、行为的关联性及合法性五个方面入手,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提出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要求,这为我们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诱惑侦查行为进行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笔者认为,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时,首先要明确判断的依据,《通知》虽然界定了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两种诱惑侦查形态,但更多的是针对量刑,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判断诱惑侦查行为合法与否的依据。因此,在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诱惑侦查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宪法、刑事诉讼法的关联规定及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入手来判断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事诉讼法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取证,我国刑法还规定刑讯逼供罪予以处罚。可见,对于通过威胁、引诱、欺骗取证,我国法律是禁止的。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发现并获取犯罪相关证据的侦查手段,也必须遵循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四十三条的规定,因此,目前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四十三条来判断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合法。 

  其次在判断过程中可借鉴英美两国的做法,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全面细致的审查原则,将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与警察实施诱惑侦查的目的是否正当、手段是否适度、行为本身是否合法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判断,对诱惑侦查行为合法与否进行如下界定:

  对于机会引诱,由于在侦查机关实施引诱以前行为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实施犯罪的意图,侦查机关的行为只是为其提供了某种便利,这种条件加速了其犯罪意图的暴露,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侦查机关的行为犯罪也会发生,因此其没有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

  对于数量引诱,被告人本身也具有犯罪故意,只是由于侦查人员或特情的引诱使其产生了一个与原先相同但更大的犯罪故意。考虑到毒品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且我国在毒品危害性宣传教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作为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贩卖毒品是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数量引诱,只要侦查人员及特情没有威胁或恶意的怂恿一般应予以认可。

  对于犯意引诱,从长远看应该逐步限制并最终确认其为违法侦查行为,但这要一个过程,在目前不加区分的否定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目前可依据刑事诉讼法四十三条的规定排除犯意引诱所获得的证据,从而确认其违法性。由于实践中事诉讼法四十三条排除适用的往往只是口供,而贩毒案件一般都是人赃俱获,即使没有口供也可认定,因此对被告人来讲只会产生量刑上的差别,但对于侦查人员来讲一旦构成非法取证,则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故依据事诉讼法四十三条可对诱惑侦查进行事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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